2026年9月21日，国家数据局披露了一组值得关注的数据：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，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数据持有权、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。10天前，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刚刚启动试运行，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机构率先成为登记机构。
这意味着，数据这一长期处于“有实无名”状态的生产要素，终于有了法定的身份证明。但对于数据要素市场的参与者而言，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：一张“身份证”，究竟能改变什么？
确权解决的是“敢不敢用”的问题
数据要素市场的核心矛盾，不在于数据不够多，而在于“不敢用”。权属边界模糊，市场主体出于合规顾虑，不敢规模化开展数据开发利用；受权属预期不稳影响，也不愿开放共享高价值数据。参与数据流通的企业，需要在各类交易场景下反复佐证数据来源合法，耗费大量社会成本，制约了流通效能。
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的价值，在于将分散于各交易环节的合规核验成本，前移到登记环节一次性完成。登记机构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“身份证明”，明确持有权、使用权、经营权的归属，使数据资产入表、融资担保、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有了可依据的产权基础。
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：在首批56份登记凭证中，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。这意味着，AI训练数据的产权归属，正在成为数据确权实践中最活跃的应用方向之一。
从“确权”到“用准”：数据智能体的角色
确权解决了“敢不敢用”，但数据流通的最终目的，是支撑决策。而决策的精度，取决于数据融合的深度。
这正是融信数联多年来深耕的技术方向。不同于市面上侧重于上层应用与通用对话的AI智能体方案，融信数联的技术路径选择从“本体”层面切入：将物理世界的实体——自然人、法人实体、物联网传感设备——在数字空间中转化为“本体化的动态计算单元”，形成“数据智能体”。
这套技术方案的核心突破在于“对齐”。传统大数据治理方案依赖“权威主键”做数据关联，面对同一主体在不同系统中的碎片化记录，往往只能做到“字段匹配”，而无法完成“语义归巢”。融信数联的“数据智能体”方案，则是通过时间、空间等行为特征的关联，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的“本体级语义与时空对齐”——通俗地讲，就是让系统能够判断“这些碎片化的记录，其实属于同一个对象”。
这一能力在决策场景中的价值是直接的。当数据产权登记制度为数据流通提供了合规的“通行证”，“数据智能体”技术则解决了另一个更隐蔽的瓶颈：数据融合后，AI能否给出可解释、可追溯的决策输出。 通用大模型在复杂决策场景中的“幻觉”问题，根源不在算力或模型参数，而在于输入AI的数据缺乏统一的语义基座。本体级的数据对齐，为AI提供了可信任的“上下文层”，使决策输出具备了因果可解释性。
数据确权与智能决策的“双轮驱动”
将两个信号放在一起观察，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数据要素市场的演进逻辑。
一方面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从制度层面解决了“数据是谁的、谁有权用”的问题，为数据从“资源”向“资产”转化提供了法律确权依据。另一方面，以“数据智能体”为代表的本体化技术路径，从技术层面解决了“数据怎么融、决策怎么准”的问题。
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耦合关系。确权制度的完善，将释放更多高质量数据的合规流通供给；而数据供给的丰富，又对融合分析的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在首批登记凭证中AI场景占比超过四分之一的现象，恰恰印证了这一趋势：AI对高质量数据的需求，正在倒逼数据确权从“可选项”变为“必选项”。
融信数联此前参与编制的《数据交易通用指南》（DB11/T 2348-2024）地方标准中，“高精度数据确权标识技术”被纳入标准框架，为数据权属划分提供了可落地的技术路径。这一实践的意义在于：确权不仅是制度设计问题，更需要技术手段来落地——如何在不暴露原始数据的前提下完成权属标识，如何在多源融合场景中保持权属的可追溯性，这些都是纯粹的制度文件无法回答的问题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数据确权赛道的竞争，最终将回归到技术能力的比拼。当制度框架搭建完成，真正决定谁能在这个赛道中占据位置的，是谁能将确权规则转化为可运行的技术系统，谁能让“有身份的数据”真正流动起来、决策起来。
56张凭证是一个开始。它标记的，是数据要素市场从“建章立制”走向“技术落地”的转折点。
